作者| Mia

“我从未与国家话剧院的老师协商或讨论任何涉及‘萝卜坑’的事，也从未使用任何所谓‘走捷径’的方式来获取名额。保持沉默的这些天，庞杂的流言蜚语让‘易烊千玺’逐渐变得面目模糊，失去了基本的‘人样’，无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个体本身，这种‘失真’都让我感到巨大不安。”

17日，易烊千玺就报考国家话剧院一事发布声明，宣布放弃入职。话题显示为“爆”，阅读量破13.4亿。另一当事人胡先煦发文详细回应了种种质疑，放出短信截图回应争议，表示自己合规合法“三次面试一次不少，没有行使过任何特权，愿意接受任何调查”，资料显示他三面当日明确在外地拍戏。另一当事人罗一舟暂未有回应。

连续10天，网络舆论的愤怒和事件发酵程度超出了外界想象。部分粉丝宣布对易烊千玺脱粉，成为这位顶流出道以来最大的塌房危机。“体制内”明星不在少数，为何单单在易烊千玺这里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“考编门”？

“小镇做题家”引战：一场猝不及防的舆论危机

从《少年的你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到《长津湖》上下部，几乎均口碑票房双爆，绯闻和负面少，沉默寡言的易烊千玺，是少有的养成系偶像转型实力派电影咖的成功案例。

因为一次正常的考编之举，从“路人缘颇佳的低调学霸”“00后百亿影帝”形象，如今塌房演变成黑料不断，俨然成“特权”代名词的形象，团队、他本人、粉丝大概都始料未及。

将时间线拨回到7月6日，中国国家话剧院公开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名单，易烊千玺、罗一舟、胡先煦等在列，三人为中戏同寝室室友。只招四个的岗位，却有三个明星——这是否是巧合？同一节点，据天眼查显示，易烊千玺个人独资企业宣布注销。有一同参加考试的网友发微博认为自己一直未接到下一轮面试通知，每一轮未公示，质疑明星艺人抢占素人名额，话剧院违规录取。

7月7日，有网友爆料，易烊千玺中考存在违规录取的情况，随后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官方回应：易烊千玺中考没有违规入学。

7月8日，网友“简单说下”表示，自己于6月21日在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填写的“有关易烊千玺中考违规入学”投诉举报件，其回复内容在尚未公开且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于7月7日被易烊千玺后援会和一些娱乐大V公开并传播。由此引发了对粉丝后援会越界，隐私泄露的担忧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一篇名为《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？为什么不能考编？》的文章，对小镇做题家讽刺挖苦，制造出了更大的对立裂痕，激起了更强烈的公众情绪，让易烊千玺进一步成为众矢之的。

“免笔试”引发“萝卜坑”质疑，根据中国国家话剧院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公告，演员岗位不需要参加笔试。有网友针对易烊千玺考编，提出了三大争议：国家话剧院面试过程究竟该不该公开？易烊千玺是否为非在职人员、能否开公司？高中是否被违规录取？

国家话剧院随后在16日发布的公告中进行了说明，表示拟聘人员学历符合要求，10名拟聘人员与任何单位建立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，未发现在任何单位就业，“均参加了三轮面试，符合程序和要求”。但这份公告乃至今日易烊千玺的公关声明都未见得完全服众。

有网友扒出易烊千玺父亲资本版图，与易上捷关联的公司有13家，涉及文化传媒、教育咨询、投资、纸制品、区块链等等行业。其中，易上捷在9家公司持有股份，在其余4家公司担任高管，目前已有4家公司吊销。

在“考编门”发酵过程中，“易烊千玺”成为了大众宣泄对不公平、特权的愤怒之情的象征符号，一面召集普通考编人团结起来与之作战的旗帜。

“小镇做题家”大战明星特权并非偶然，一切公众事件的发酵都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，以及公众情绪的持续积累。与2020年刘昊然考入煤矿文工团，“体制内男友”人设受到追捧时期不同，今时今日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。

根据教育部统计，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，同比增加167万人，规模和增幅均创新高。加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，2022年被称为“最难就业季”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，其中16-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9.3%。互联网大厂裁员不断，体制内成为“最有安全感”的选择，今年多名名校硕士博士争相考城管岗位。与普通人千分之一的“上岸几率”相比，明星考编显得格外容易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文章成了压垮大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截至目前，“考编门”尚未对中戏三人组演艺事业和商业代言造成太大的实质性影响，但隐性的影响将持续存在。易烊千玺所有影视作品动态，商业动态，社交平台评论中，现在依然可见自诩“小镇做题家”的人们的讽刺挖苦，甚或引发抵制。——其公众好感度发生了变化，简而言之，“路人缘”下滑，对于明星来说也是致命伤。

以此为鉴，除了规避违背公序良俗，法律法规等行为的风险之外，艺人经纪团队或许更应将社会情绪纳入形象管理范畴，尤其“程序不公平”是否会激起大众情绪的集体反弹？这对艺人经纪来说都是新课题。

明星为何热衷体制？

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，尝试进入体制内的明星，易烊千玺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
濮存昕、冯远征等“老戏骨”均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，后者更是副院长。颇有“厅局风”的“老干部”靳东，是煤矿文工团副团长。宁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，葛优出自全总文工团。此前关晓彤和张艺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加入中国国家话剧院，也就是聘用制。

当下，演出话剧收入菲薄，占用大量精力和档期，明星为什么却集体热衷体制？

不同于早年间影视产业尚未爆发，国有体制下诞生一批“人民艺术家”，现在进入体制与行业环境有关：近年来影视寒冬持续，税务风波余震仍在继续，对于明星来说，进入体制内为自身多加了一重身份保险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生涯风险，同时提高自身出演主旋律作品的几率，延长职业寿命。

从商业价值角度来说，明星艺人显然也是话剧院一类事业单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近年来明星频频现身话剧，带动小众剧目票价飙升，如肖战带动《如梦之梦》关注度和二级市场价格暴涨，时代少年团张真源引发黄牛扎堆《铁流东进》等。

上述“双向奔赴”，也就形成了演艺事业单位招考门槛面对明星艺人的“偏爱”，以及明星的“集体考编热”。但这种“你情我愿”的“奔赴”，无疑会挤压更多普通人的资源，并最终在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点燃导火索，引发舆论哗然。

外界对于此前郑爽“日薪208万”等事迹仍铭记在心，明星成为大众眼里特权、高薪阶级的典型代表，体制则代表着稳定，当明星两头都要，倾向于“既要……又要”，则在某种程度上侵占着原本已经狭小的普通人的生存空间。

编剧汪海林表示：“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这几年出现了双轨制现象……可以跨在体制内外占两边的好处，有能力有本事的当然愿意跨着，说到底，是管理的问题。专业院团也应该做出明确规定，签有经纪公司的一个不要，要编制，那就是剧院的人，全约就在剧院。这种规定一旦明确，你要进院团拿编制，那就把全约给剧院，剧院是你的经纪人。甘蔗没有两头甜的。”

从“争相进入体制”到“辞职下海”再到“年轻人争相考编上岸”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，而这折射出的原因，能够提供的思考和追问，显然也不仅限于易烊千玺事件本身。